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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還是選黨

我自己投票時一直是排除特定政黨的,不只是排除,還要想辦法讓他們不能再有機會掌權。理由很簡單,一個組織從威權時期的掌權者就這樣無痛轉型為民主化後的一個政黨,部分人甚至還享受著不法得來的利益,他有什麼理由要自己洗心革面?我是反對完全以牙還牙的,可是也該讓他們知道這樣是錯的、交出那些不正當手段得到的利益、給予受害者一些補償,而且保證永遠不能再犯吧?以前這樣的作法好像會被看作腦殘粉,這兩年終於開始多了像這樣的聲音:別再「選人不選黨」。

這時我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如果台灣沒有某個不正常的恐怖組織存在,選擇政黨不太牽涉基本道德問題的話,可以選人不選黨嗎?我感到困惑的,第一是有沒有可能真的出現這種狀況:政治偏好與基本價值無涉,而比較像是喜歡哪家餐廳的問題,所以我將不會因為朋友選了特定政黨而懷疑他的人格或智商。第二是如果這種狀況有可能存在的話,這是不是該追求的目標?

我是看過這篇文章以後開始想的:梁文道《絕交》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該問的不是昆德拉式的問題,不是政治和友情誰比較重要;而是政治為甚麼會變得巨大到這種程度,蓋過了其他一切重要的人的質素?一個朋友,由於我在某件事上和他的看法不同,我就覺得他和我的政治立場不共戴天;儘管我和他在別的事情上頭沒有那麼大的差異。又由於我認為彼此政治立場有別,所以我就開始懷疑他其實是個壞人,動氣時破囗臭罵他是禽獸,甚至詛咒他要下到十八層地獄了;儘管我記得當年相互扶助勸勉的日子,知道他的某些善良,還會想起他在困頓時刻那最最人性的軟弱無助。因為政治立場真的就是這麼重要,重要過誠實,重要過孝順,重要過仁慈,重要過寬容,重要過勇敢,重要過聰明…。即便他擁有一切傳統上稱美的品性,只要他在政治立場上犯了錯,他就該被鄙夷,值得叫做「腦殘」,是我們之中的叛徒和奸賊。在這個層面上講,今天的我們和文革年代的很多人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以為政治是第一以及唯一。何以致此?會不會是我們所面對的政治體制一方面龐大如巨獸,決定了我們生活的所有;同時又出現了根本的道德問題,使我們在做為人類的各種意義上沉淪失位(即便民主如台灣,人們也還是把政治問題看成是基本的人的身份問題,不可閃失);乃至於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處境,容不得半點錯失,更加不能當成天氣話題開玩笑呢?

簡單說就是:有沒有可能哪一天政治可以不巨大到這種讓人窒息的程度。其實以我如此懶惰,直覺上還蠻希望是這樣的。大部分的人每天在自己的領域裡認真工作以求溫飽,如果有幸有多餘的時間精力與金錢,除了關心政治以外,用來投資自己多好啊。我當然願意關心政治,但非得是這樣沉重,往往涉及一些(至少對大部分人來說)不容差錯的基本道德價值嗎?

政治有沒有這個可能性,不總是需要許多人戒慎恐懼、時時擔憂才能順利運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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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教授事件

覺得想寫些什麼,但我不是那種有發言地位的人。雖然這樣應該是犯了訴諸權威的謬誤,但當多數人這麼相信的時候,我總無法克制地自我檢查(再次呼應網誌標題)。 身為當屆推甄上研究所的倒數第二名,大概從沒被少說是被黑箱的。之後碩班也過得普普通通,現在正愁之後沒有學校要,真的是有點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跳出來對此事表示什麼意見。 我的確是覺得學經歷發表什麼的不能當成必然的指標,不然把申請者資料輸入電腦直接比出個結果來不就成了?只是既然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最後的決定因素必然要是人,那要求設法說服一定比例的人也不太過分吧?就像《十二怒漢》裡面最後其實並未從全知角度揭露到底男孩有沒有殺人,但是主角說服了所有人,甚至說服了一部分的觀眾(我曾看過心得文用正義/真理來描述主角的作為)。現實世界或許常有這種永遠沒辦法得知真相為何、怎樣才是最好、卻必需做出決定的狀況,這時就需要說服與妥協。 這一年多來即使我還是相信著某些自己定義的真理,但更深的體會是,不管所謂「真理」是什麼,終究需要被實踐才有意義。這件事被揭開來就是一個互相說服的契機吧。

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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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在捷運站上電扶梯時被人從中間分開,妹妹翻了個大白眼,然後對我抱怨了許多。其實我留意到了,在台北車站的時候她的神態,讓我懷疑在陌生的無序移動的人群中會感到極不舒服這點是否受基因影響。後來她提到去上海交換時對那兒的人插隊、隨地吐痰等行徑的不滿,我說,他們也沒有選擇啊。 怎麼可能沒有選擇,你可以選擇不要在地上吐痰。 他們的環境沒有教會他們這件事。 我覺得他們不是不知道,而是覺得那樣也沒關係。 那代表某些事對他們來說不夠重要,他們的環境沒有讓他們學好。 --我不確定她最終有沒有接受我的說法。 大概是從看了《航向真情海》開始,我一直很懼怕聽到自食其果論,不管是據此作為對一個人的稱讚或批評。我當然理解這些說法可以讓人正視自己能努力的部分,因此而嘗試去做點什麼改變,但這些言論如果用詞稍微尖刻,我便會覺得那根本不是激勵,而是落井下石。 此間論者常說有人在一樣的環境也成長得很好(亦即很符合社會要求),但卻忽略了,能夠抵抗環境給予的價值觀甚至思考/尋找比較能適應社會的那種,這樣的能力很可能關乎天賦。如同人有高矮胖瘦,有人天生缺乏這樣的能力,於是我們告訴他,都是你自己(為什麼不去建立良好價值觀例如奮發向上小至不插隊大至不殺人)造成的。 那好像是在說,你們這些人,注定是不適合活的。 不適合活的嗎? 真的不覺得奇怪,為什麼每個人出生時都很單純可愛,最後還是走向了不同的路嗎?真的覺得我們能做的改變,竟然是「罵他們為什麼自己不改變」而不是討論如何改變環境以讓這個社會少產出一些這樣的人嗎? 前陣子的劫獄事件,先不說媒體了,看著李茂生動態下的各種留言,突然覺得台灣根本不需要監獄,反正除了應報跟隔離,很多人也不覺得獄政還應該有別的目的嘛。如果覺得對小罪而言死亡應報太重,那就改成鞭刑好了,總之不是打一頓放走就是直接殺掉,既簡單又省錢省空間。這樣也就不用再吵罪犯的產生到底是自甘墮落還是環境使然,反正以結果看來不適合活的人們,就該通通殺掉,死不足惜。 其實我不是不滿所有此類的日常談話,日常是日常,所謂善良老百姓們對惡人深痛惡絕的發言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但本著什麼樣的觀念去制定制度,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